狗屎也有发霉的日子

随着《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相继问世，金庸的小说受欢迎到每连载七日，就会被盗印成单行本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金庸办起了自己的报纸。1959年5月20日，《《明报》》第一期出版，一张纸，四开，四版，印数八千，没有卖完，但自此不可收拾，四十多年来，许多香港报纸兴亡起伏，《明报》一直坚持至今。

金庸之办《明报》，有两大名言为香港报业同人所知，一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办报方针，“有容，那是指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时我们决不企图由此而追逐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二是“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众的公器”的新闻出版观，“《明报》是我办的，我充分有权表示我的看法”“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部争取的。报社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张圭阳先生所著《金庸与《明报》》，忠实详尽记录了金庸主政《明报》的四十多年历史，我们有幸看到金庸先生是如何贯彻这两条名言的。文人办报，这些年在大陆并不多见。

从创刊到1964年，是《明报》影响甚微的小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靠连载金庸小说和其他武侠小说来吸引读者，《神雕侠侣》就是在这个阶段连载的，也刊载马经狗经，和一些常以大标题出现的情色新闻和香艳小说，用以促销，完全是一份以小市民为读者群的低俗娱乐小报。到64年5月13日，在报道一件富商之子涉嫌与未成年吧女发生性行为而闹上法庭的时候，港闻版头条的标题还是“处女膜裂痕新旧问题——林圣尼医生认为是新痕，唐医官则说是旧痕”，同伴另外两个标题则是“检验出处女膜裂痕如十二点钟型”和“处女膜有两度裂痕，一作十二点状一作九点钟状”。比以前媒体报道莱温斯基的裙子还尽心尽力，我们的娱乐报还有得学的。此时的金庸迫于报纸草创，经验不足，资金不盈，做出一些让步，如办马经版，又积极向《成报》学习，立足港粤，连社评都夹杂粤语。总的来说，报纸主要靠金庸的小说和名气来支撑。但港闻版的采访多得《晶报》支持，《明报》的记者没有车，就常坐《晶报》的采访车跑新闻；《大公报》也常常为《明报》提供新闻。这种窘况，导致外界以为《明报》是一分作派报纸。金庸不得不常在社论中辩解，宣称：“本报真正立场超然”、“本报自始至终要信守‘明辨是非’的心跳”、“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援助”“《明报》虽为小报，但博大有容，不害怕，不拒绝接受任何方面的意见”。可见金庸办报一种文人独立品格，但整体而言，仍改变不了《明报》的小报报格。

《明报》由小报变成大报，乃是因为1962年的“五月人潮”事件。从5月8日开始，《明报》以人道主义立场，大规模报道大陆人偷渡到香港后的境况。该日的头版头条化古诗作“爷娘子弟哭相送，尘埃不见罗浮桥”为标题，以后连续几日，报道偷渡者的惨状，号召港人、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予以救助。金庸在5月15日社评里写道：“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认证，是救人性命。”《明报》还向读者募集捐款捐物，前往边境赠与偷渡者。因为报道五月人潮事件，金庸于6月17日在副刊开辟“自由谈”，《明报》猛然抽身由低俗娱乐小报向文人议政的大报走去。这一转变，还赖1964年和《大公报》等左派报纸因此事引起的长达两个月的论争。金庸与集结于“自由谈”的和各自专栏的文人，以《明报》一报敌五家报纸。一方冠以“反共反华，亲英亲美，背叛民族立场”的政治帽子，一方以文人自由立场力争。此后，在文革期间，双方再开笔战，《明报》被斥为“汉奸”、“走狗”媒体。1967年，6月23日，《明报》第四版港闻版第四栏左下角被替换为一篇《明报》社论式的文章，题为《敬告同业 行动起来》，落款为“《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此间，金庸本人传闻被名列香港极左派人士暗杀名单，而他也确实收到过邮包炸弹。金庸不得不去新加坡避难。左派和中间派、右派的笔战结束于1979年，时廖承志复出主持港澳工作。金庸在此期间表现出的文人的鲜明态度和自由立场，赢得了很多支持，《明报》也成为一份香港举足轻重的文人大报，在发行量和影响甚广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不过，常被讥讽为左摇右摆的墙头草，1976年6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学生报》刊出名为《新射雕英雄传》的漫画，极尽讽刺能事。

八十年代，《明报》积极参与讨论回归问题，金庸更是以其在影视、报业和小说的名望，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员。是为金庸主政《明报》第三阶段。在香港前途问题上，金庸提出等式：自由+法制=稳定+繁荣，认为政治上的民主，不是必要条件：香港过去没有政治上的民主，社会照样繁荣稳定；社会上有民主而人民不懂得怎样去运用，就会引出许多问题。这一观点遭到香港民主派人士群起而攻。1986年，金庸成为草委会港方政治体制小组召集人，《明报》以大篇幅报道基本法起草工作，且正面做出肯定。在金庸支持下，基本法初稿在《明报》于1988年4月28日全文刊出。同年11月，金庸提出一个政制协调方案，小组讨论通过后，称“主流方案”，因与金庸提出的方案类近，外界称之为“金庸方案”，遭到民主人士的批评。于是金庸于25、26、27日在《明报》上连发三篇社评回应，三题为“没有一国的行政首长是直选产生”、“直选首脑少之又少”、“民主国家如何选出行政首长”。《明报》新闻版面也随后刊出文章支持老板。这一系列行动导致12月2日，二十名大专学生在报社门外焚烧《明报》，原因已不是民主问题，而是报纸的“公器”与“私器”谁属问题。此事后，副刊大举力挺金庸。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哈公事件”。《明报》副刊，因为两次大的论战，已聚集大批右派文人，但仍是反应金庸意图的园地。在大陆问题上，向来是批评为主。哈公于1984年5月写了一篇讥讽中国领导人的文章，被总编辑抽起，哈公罢写九天以示抗议。1987年2月，哈公又写一篇攻击中国领导人的文章，再次被抽起。哈公遂辞职，不再为《明报》撰文。再一显得诡异的事件是大亚湾核电站之争。金庸在1986年6、7、8、9月刊出23篇社评反对大陆在香港附近兴建核电站。香港立法局在舆论重压之下，派出两个考察团分赴欧美，证明并无安全问题。金庸仍一以贯之反对，编辑部在金庸授意下也积极采访报道。估计到现在，金庸也未改初衷。尽管如此，这个阶段的文人报格仍显得很弱。

1989年到1992年，是金庸主政《明报》的鼎盛时期，89年6月份，曾有几天的发行量超过20万份。除了与大陆时事有关外，与金庸式微也有关。此时金庸早有退意，逐步向下分权，以致控制不住部属，《明报》再现文人不左不右的独立立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又一次得到热烈而有意的追捧。金庸从1986年开始改革《明报》，一路坎坷，到1992年，于品海以董事局副主席身份主持《明报》集团日常事务，先后废止金庸成立的三个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及经编两部联络会议。金庸对《明报》不再有任何影响，《明报》的金庸时代结束。1994年1月1日，金庸辞去名誉主席职位，与《明报》彻底脱离了干系。江湖还是那个江湖，人却不是那个人了。

当年力促金庸刊发小说的《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说：“《明报》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个人的成功，也毕竟是他一人的成功。”这种看法，是金庸事实上的“家长制”办报最贴切的评论，用金庸自己的话说则是：“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以“家长制”来看金庸主政《明报》的历程，显得更加容易入手。

前期创业阶段，以金庸的武侠小说扛鼎，但编辑路线其实是总编辑潘粤生把握，因为《明报》何去何从，金庸自己心里也没有谱。五月人潮事件后，《明报》成为一份政治报纸，才真正体现金庸之于员工，乃是一家之长，之于《明报》，乃是金家之私器。首先体现在社评上，《明报》社评基本上是金庸亲自操刀，自创刊到1992年2月，竟有七千篇之巨！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有其他人参与撰稿，但总编辑仍需递交金庸审阅并首肯后才刊发。而金庸避难新加坡时，《明报》竟没有社评，感觉是皇帝不上朝，政务就荒废了。金庸的社评，是记者、编辑的发稿准绳，这导致员工揣摩金庸心思成为写稿前的必修课。火烧《明报》事件，在自家报纸上发与不发的问题上，执行总编辑就被同事讥为“刷社长鞋”（意即吹捧金庸）。其次体现在副刊上。《明报》以副刊见长，这也是文人办报的主体风格。开辟“自由谈”栏目后，《明报》集结不少自由文人，每次笔战，“自由谈”必力挺金庸，与之同声同气。偶尔出现的异见文章，也是标榜“有容乃大”。五月人潮事件及以后长时间与左派报纸的论战、八十年代与民主派之争、大亚湾核电站之争，无不如此。如果说社论是金庸的前殿，那副刊就是后花园。再次体现在内部事务管理上。报社一切鸡毛蒜皮的事情，金庸都管，如同事矛盾处理、记者投诉编辑删改文章、员工的加薪申请等等，金庸治大报如烹小鲜，父爱有加，以致有人离职还写打油诗赠与金庸，家庭温暖如斯。其他与报纸运作直接相干的事情，金庸更是躬亲。从1961年到1991年三十年间，金庸一直占《明报》八成股份，另两成为沈宝新所有。金庸负责编务，沈宝新负责出版、广告。但分工与协作并没有规章制度。金庸一直是一言堂堂主，他自己说：“《明报》内部所有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

但是事实上，并非全部这样，而且也幸亏这样。《明报》之转型，是因为报道五月人潮，其实人潮从四月份就开始了，右派报纸一直在报道。和英文报纸与左派报纸一样，《明报》在金庸的按捺下一直不发。金庸不发，是因为他在一直标榜立场超然，《明报》只是赚钱养家的娱乐小报，管他娘的谁做皇帝，我只晒我的太阳。另一种可能，我认为是怕与对《明报》多有助益的左派报纸翻脸甚至反目成仇。金庸最后抵不住记者、编辑的一再恳求、哭诉和辞职的威胁。《明报》开禁后，左派报纸也参与其中。耐人寻味的是，金庸主政期间，《明报》以如此情势崛起，也以如此情势达到鼎盛，然后金庸式微。1989年，金庸要求低调处理大陆报道，遭到部属集体抵抗。金庸无奈，本人也在5月20日辞去草委会职务。而火烧《明报》事件，才是半年前的事情。金庸的家长权威以报纸自律树立，也以报纸自律湮没，“私器”逐渐非他所有。

金庸倡导“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两者都只是很勉强地做到了。“私器”所容，毕竟是私物。金庸乃是当代传统儒士，他小说里的大侠“为国为民”，毫无私心杂念，但那是文学艺术的理想形态。《明报》也是如此，虽然金庸也是“为国为民”，但一人所限，就算是圣人贤达，也不可能绝无偏私地济苍生于水火。尤其是从政之后，他的中立或独立立场逐渐偏失，悖了初衷，“哈公事件”可见一斑。众部将长期容忍之下，终于在89年大陆报道事件中反水。金庸之“容”，只是容他一人。尽管如此，《明报》这样的私器，还是越多越好，私器的老板，也是越多越好。私器多了自然就成公器，老板多了，自然就成民众。而“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的报纸，也没有恨铁不成钢的必要。

2007-11-16  长沙马栏山